再谈《红楼梦》里的婚姻制度

2017年12月22日，笔者的“《红楼梦》里的婚姻制度探析”一文在本栏目刊发，其旨趣在于以红楼故事为素材，阐述传统社会婚姻制度的一些基本方面，包括早聘、择偶、主婚、定婚及再嫁等。这里，笔者继续以此为主题，阐述传统社会婚姻制度的其他方面，主要围绕媒人、婚书、嫁娶及离婚等问题来展开。

媒人

《诗经》云：“伐柯如之何，匪斧不克；娶妻如之何，匪媒不得。”足见媒人在传统婚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。缺少了媒人参与的婚姻，是不被祝福的。恰如薛姨妈说的：“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，再不能到一处。”例如，司棋与潘又安，贾芸和小红，他们自主恋爱的行为被视为“奸淫狗盗之流”。《红楼梦》里，写了许多媒人，透过他（她）们的活动，我们看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：第46回，身为妻子的邢夫人为自己的丈夫贾赦做媒，意欲求娶鸳鸯，可见其谬；第57回，贾母为薛蝌、邢岫烟做媒，促成了一段少有的好姻缘，可见其德；第64回，贾蓉为叔叔贾琏做媒，撮合其纳尤二姐为妾，而他的如意算盘是想着和姨娘长期私通，可见其淫。

进一步说，上述贾母、凤姐儿、邢夫人等，都算是亲属为媒，与之相比，《红楼梦》里还有高度职业化的媒人：官媒。第72回，小丫头进来向平儿道：

“方才朱大娘又来了。我们回了他奶奶才歇午觉， 他往太太上头去了。”平儿听了点头。鸳鸯问：“那一个朱大娘？”平儿道：“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……”

第77回，写道：

“且又有官媒婆来求说探春。”

朱嫂子这类人，算是行业的典型。她们大都巧舌如簧，利欲熏心。迎春和孙绍组的婚姻，便是由朱嫂子促成，可见其厌、其恶。

就媒人的社会功能而言，在《中国家族法原理》一书中，著名法律史学家滋贺秀三先生指出：“媒人既有男子也有妇女，不管怎样虽然也起着介绍陌生的两家的作用，但也是定婚这一重要的法律行为之成立与细节的内容证人，调整两家的立场同时斡旋直至成婚，成婚后起很大的作用并成为夫妇身份之合法的证人。”具体到违律婚姻的责任追究，由于媒人只是起到类似“中介”的作用，因此，处罚自然要轻于主婚人，且以知情为前提。清律规定：

若媒人知情者，各减（男女主婚）犯人罪一等。不知者不坐。

婚书

“金陵契好，桑梓情深。……想蒙不弃卑寒，希望茑萝之附。小儿已承青盼，淑媛素仰芳仪。如蒙践诺，即遣冰人。”

第99回，镇守海门的总制周琼给时任江西粮道的贾政写了这封信，来为儿子求取姻缘。传统社会里，为了防止婚聘事端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法律上强调婚姻的契约化，清代规定：

凡男女定婚之初，若有残、疾、病、老、幼、庶出、过房、乞养者，务要两家明白通知，各从所愿，写立婚书，依礼聘嫁。

由此，准确地说，周琼的这封书信只能算是一封求婚书，还称不上正式的婚书。须要注意，尽管法律倡导婚姻契约，但是，婚书并不是确认婚姻关系缔结的不可缺少的要件。生活之中，“以某种交换为定婚之证据，这种习惯可以相当广泛地见到。”（滋贺秀三：《中国家族法原理》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79页）例如，第66回，贾琏路遇柳湘莲，遂做媒促成他和尤三姐的婚事。柳湘莲也表示同意，贾琏笑道：

“你我一言为定，只是我信不过柳兄。你乃是萍踪浪迹，倘然淹滞不归，岂不误了人家。须得留一定礼。”……湘莲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弟无别物，此剑防身，不能解下。囊中尚有一把鸳鸯剑，乃吾家传代之宝，弟也不敢擅用，只随身收藏而已。贾兄请拿去为定。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，然亦断不舍此剑者。”

这里，即便没有正式的婚书，柳湘莲和尤三姐的婚姻也是成立的。因为，此处的鸳鸯剑与正式的婚书具有同样的证明力。基于这种现实，当时的法律承认：

虽无婚书，但曾受聘财者，亦是。

第74回，凤姐儿等一干人衔王夫人之命，抄检大观园，结果抄出一个字帖儿：

“上月你来家后，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。但姑娘未出阁，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。若园内可以相见，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。若得在园内一见，倒比来家得说话。千万，千万。……”

这当然不是什么婚书，而是潘又安写给司棋的一封情书，由于没有经过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这套法定的程序，这算是一项违法的罪证，而非定婚的契约。与之类似的，还有小红、贾芸互换的手帕、宝玉给黛玉的两块旧绢子。

嫁娶

传统社会，人们非常注重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仪式、程序，这也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。第68回，凤姐儿大闹宁国府，骂尤氏道：

“……普天下的死绝了男人了！你就愿意给，也要三媒六证，大家说明，成个体统才是。”

这里，凤姐的说法并不严谨，对于妾通买卖，并没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。所谓“三媒六证”主要是娶妻的程序，一般地，一个合礼合法的婚姻，必须通过“六礼”来完成。第97回，宝玉和宝钗的结合，大致体现了这一要求：

纳采。即男方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。上文中，周琼写给贾政的信里，有一句：“如蒙践诺，即遣冰人”，这里，“冰人”是媒人的别称，意即如果贾政同意，他就要派媒人郑重地上门提亲，来履行“纳采”的程序。具体到宝玉、宝钗的婚事，尽管经过几轮前期磋商，贾母、王夫人与薛姨妈已经达成共识，但是，她们还是郑重其事地决定由凤姐儿来做媒人，正式的提亲也是由凤姐儿来操作的。即便双方之间是亲戚，且终日生活在一处，双方还是正式地“议定凤姐夫妇作媒人”，否则，就应该算是程序上的重大瑕疵。

问名。女方主婚人同意婚娶，男方父母就请媒人将女方的姓名、生辰，写在红纸上，供奉于神灵祖宗牌位之前，请示吉凶。薛姨妈同意贾家的求婚后，回到家中，便吩咐薛蝌：

“办泥金庚帖，填上八字，即叫人送到琏二爷那边去。还问了过礼的日子来，你好预备。……”薛蝌领命，叫人送帖过去。

纳吉。男方将女子的名字、八字取回后，在祖庙进行占卜。卜得吉兆后，就要通知女方家，决定缔结婚姻。由于宝玉、宝钗有“金玉”之论，自然他们的结合被视为是吉兆无疑，因此，这个程序应该是被省略了。第96回，贾母明确地向贾政表达过这个想法，她说：

“……孩子们又有金玉的道理，婚是不用合的了。”

如果男女双方的“八字”被认定不合，则男女的结合就会被视为凶兆，先前的婚约也要取消。第57回，薛姨妈要认黛玉做干女儿，宝钗在一旁打趣黛玉，说认不得：

黛玉道：“怎么认不得？”宝钗笑问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哥哥还没定亲事，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，是什么道理？”黛玉道：“他不在家，或是属相生日不对，所以先说与兄弟了。”

这里，黛玉说的“属相生日不对”，即意味着“纳吉”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，由此，男女双方是不能结合的。

纳征。即男方家将聘礼送给女方家，表示正式求婚，而女方接受聘财表示许婚。在进行这个环节时，糊里糊涂的宝玉忽然说了些明白话：

那宝玉又嘻嘻地笑道：“这里送到园里，回来园里又送到这里。咱们的人送，咱们的人收，何苦来呢。”贾母王夫人听了，都喜欢道：“说他糊涂，他今日怎么这么明白呢。”

请期。也称“选日子”。男方家择定婚期，备礼告知女方家，求其同意。

次日贾琏过来，见了薛姨妈，请了安，便说：“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，今日过来回姨太太，就是明日过礼罢。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饬就是了。”说着，捧过通书来。薛姨妈也谦逊了几句，点头应允。

亲迎。即新郎亲至女方家迎娶，至此，婚姻正式成立。成婚当天，宝玉因为神志不清，不能完成亲迎的任务，因此，这个程序也被省略了。当然，这也是凤姐儿“调包计”能够实施的先决条件。

对“六礼”，瞿同祖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：“从婚姻的仪式上来看，没有一项仪式不在父母的名义之下举行。古人说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媒氏往来议亲时自是代表婿父（家长）的，媒人决没有代表新郎前往女家求婚的。纳采时使者说某（婿父之名）使某（媒人自称）纳采，问名时说某（婿父名）将加诸卜请问名，纳吉时说某使其告吉，纳征时说某官（指女方家家长）以伉俪之重加惠某官（婿父），某（婿父）率循典礼，有不腆之币，敢请纳征，请期时说某（婿父）使某请吉日。可说无一不用主婚人的名义。自然，女方家亦由家长（女父）出面。最后，亲迎不得不由新人自己出马，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承父之命而去的。”（瞿同祖：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，第117页）由此，我们深刻地认识到，父母对子女享有绝对的主婚权。不但是择偶对象的确定，即便婚姻仪式的每个环节，都是由他们主宰、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的。

进一步地，宝玉和宝钗的婚姻，虽然符合了“六礼”的要求，但是，这个婚结得一点也不热闹、隆重。究其原因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的结合实为“丧娶”。在他们成亲前夕，元春去世。因此，宝玉应该谨守服制，其间不应该有任何喜庆的行为。否则，按照清律：

若居祖父母、伯叔父母、姑、兄姊丧而嫁娶者，杖八十。

此前，第96回，贾政对此表示过担忧，他道：

“这就是第一层的难处。他哥哥在监里，妹子怎么出嫁。况且贵妃的事虽不禁婚嫁，宝玉应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个月的功服，此时也难娶亲。……”

而贾母之所以力主要宝玉、宝钗结婚，强调的“不过是冲冲喜”，这反映了当时民间的某些世俗认识，这种认识对非礼制的婚嫁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支持、促进作用。虽然丧娶的行为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，但是，清代的丧娶在各地民间却普遍地存在。（王志强：《清代的丧娶、收继及其法律实践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，2000年第6期）由于丧娶在方式、方法上做了许多的节省、精简，如贾母虽然促成宝玉、宝钗结婚却禁止两人圆房，从而表达了对法律的某种尊重，而这种变通换取了官方对民间情理的某种同情。因此，在司法上，官方对丧娶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和克制。

离婚

结婚有“六礼”，离婚有“七出”。以后者的标准检视，《红楼梦》中，夏金桂是最符合“出妻”条件的。

第79回，写夏金桂之“妒”：

（金桂）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，越发添了“宋太祖灭南唐”之意，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”之心。

第80回，写夏金桂“不事舅姑”：

薛姨妈来调解薛蟠、夏金桂的纠纷，赌气说要卖香菱，“拔去肉中刺，眼中钉，大家过太平日子。”不料遭到夏金桂的当面顶撞：

金桂听了这话，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：“你老人家只管卖人，不必说着一个扯着一个的。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，……”薛姨妈听说，气的身战气咽。

第91、100回，写夏金桂之“淫”：

因为张三案，薛蟠入狱。夏金桂自叹将独守空房，随即便把主意打到薛蝌身上。夏金桂、宝蟾主仆两人“纵淫心”，设圈套勾引薛蝌。更甚至，夏金桂的淫乱行为并不限于此，她竟然和夏三——母亲过继的儿子关系暧昧。第103回，写道：

那金桂原是个水性人儿，那里守得住空房，况兼天天心里想念薛蝌，便有些饥不择食的光景。无奈他这一干兄弟又是个蠢货，虽也有些知觉，只是尚未入港。

由此，夏金桂的行为性质是非常严重的。用第74回王夫人质问凤姐儿的话说，这是关乎性命、脸面的问题。其行为触犯了“七出”中的“妒”“不事舅姑”“淫”等多项禁忌，完全符合离婚的条件。

“子系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。”红楼婚姻里，同样应当终结的，还有迎春和孙绍组这一组合。后者有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，在他的淫威下，迎春备受折磨、苦不堪言。面对姐姐的不幸，第81回，宝玉想了一个主意：

“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来，还叫他紫菱洲住着，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，一块儿顽，省得受孙家那混帐行子的气。等他来接，咱们硬不叫他去。由他接一百回，咱们留一百回，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。这个岂不好呢！”

宝玉的想法马上遭到王夫人的否定，被视为“混说”。在王夫人看来，女子择婿，犹如抓阄，或好或坏完全是一种宿命。与王夫人的观点相反，笔者倒认为，宝玉的办法尽管显得有些孩子气，但不能说一点可行性也没有。按照制度的规定，“七出”之外，还有“协离”。这一制度规定：夫妻之间或者男方家与女方家根据协议可以自由离婚，法律并不干涉。“这曾是从古至今不变的中国法一贯采取的立场。”（滋贺秀三：《中国家族法原理》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84页）按照宝玉的办法，迎春回家后，完全可以不再回去，然后由贾家出面同孙家商谈协议离婚。或许，贾赦要为此赔上五千两银子。或许，为此会得罪孙绍组这个官场上的新贵。但是，这样做也应该是值得的，尚可以挽救迎春的性命。然而，面对迎春的不幸遭遇，身为父亲的贾赦置身事外、不闻不问；贾政也只是叹息，重申自己当初的预见是多么的正确。整个荣府，并没有人为迎春的命运改变做出实质性努力，乃致“金闺花柳质，一载赴黄粱”。

夏金桂该休却没有休，迎春该离却没有离。究其原因，或许并不见得一定是制度上的缺失，一个很大的因素是“脸面”问题。离婚，在传统社会里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负面的现象。《红楼梦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千姿百态，里面没有一件离婚案件。像贾家、薛家这样的贵族家庭，尤其重视脸面，子女离婚这种令家族蒙羞的事情，应该是无法容忍的。

在文学中可发现法律，通过法律亦可深化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。综上，笔者以婚姻制度为视角，对《红楼梦》中的相关情节给予了法律文化层面上的诠释和回答，力求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作品的认识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）